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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y 05, 2007

從皇后碼頭看到滿身的枷鎖
--朱凱迪

節錄版刊於四月二十九日明報世紀版

皇后碼頭跟天星碼頭不一樣。它位於整個大會堂建築群的東北角,沒有通道直達,粗大的柱子暗示那是一個嚴肅的空間,不似天星平易近人。送別天星碼頭的 晚上人頭湧湧,皇后碼頭停用時肯定不會有類似的場面。送別的人少,站出來保衛的人則仍在──報紙的評論說,那班人之所以轉移去保皇后碼頭,不就是打輸了天 星保衛戰後想拿個安慰獎;也有記者私下批評說,保留皇后碼頭的諸多理由是隨意編造出來的,外人根本不能理解。

我最初也許真的因為不忿而繼續在皇后碼頭撐下去﹝社會運動是很累人的﹞,但當在那裏獃久了﹝至今已經五個月﹞,人就開始對整片空間敏感起來。碼頭就 成了一幅追尋歷史主體的地圖,按着它的指示探索,讓我重新發現這個地方的舊殖民時代;而與特區政府交手的過程,則讓我看清楚這個「後 / 新」殖民時代。如果不是重新掀開眾多隱藏於細節裏的新舊殖民式操弄,我不會知道自己原來多麼渴求踏上自主之路。

一﹞從皇后碼頭掀起的殖民線索

經過傳媒不斷複述,市民都記起皇后碼頭是英國殖民地貴賓及港督上岸的地點;然後有親政府立法會議員以專家的口脗在議會裏表示,目前的皇后碼頭只有幾 位港督上岸,不要誇大其歷史意義。香港地,不單止遊行數人頭,連保留歷史建築也要數人頭。問有幾位港督在皇后碼頭上岸只是數字遊戲,更要緊的是:由一八四 一年開始,所有英國殖民地港督都是乘船上岸的。

歐洲殖民者皆是靠航海起家,英國自不例外,而碼頭很自然成為殖民地中最重要的公共場所,是最盛大的儀式和慶典舉行的地方、亦是整個城市空間政治的核 心。英國殖民者在佔領香港不久,就有指定的官方碼頭供英國皇室成員、軍方將領或殖民地總督上落,期間道路封閉、海軍鳴放禮炮、大人物威風澟澟地檢閱士兵。 最初的官方碼頭位於中環畢打街和德輔道中交界的畢打碼頭;十九世紀末填海後遷至干諾道中的卜公碼頭;到了一九二五年,殖民者在中環皇后像廣場對開興建新的 官方碼頭──第一代皇后碼頭。在空間上,皇后碼頭和皇后像廣場連成一直線,營造了開埠以來最大的登岸儀式場地。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是首位於皇后碼頭登岸的 港督。

二次大戰後,殖民地政府為了填海闢地發展地產,將登岸儀式場地整個搬到新建的大會堂建築群。建築群中第一座建好的正是第二代皇后碼頭,之後天星碼 頭、停車場和新大會堂高低座才相繼落成。新建築群的空間政治意涵仍然強烈,高座的位置剛好擋住後面的中國銀行總行﹝如圖,匯豐銀行前面則永無阻擋,連摩地 大廈也要讓路﹞,皇后碼頭則正對着大會堂低座的入口,與中間的愛丁堡廣場構成英國殖民者在香港最後一個官式登岸場地。由柏立基至彭定康一共六任港督,都是 在第二代皇后碼頭上岸後到愛丁堡廣場檢閱儀仗隊,再到大會堂低座宣誓就職。

人類學學者BernardCohn曾指出,多個歐洲殖民帝國都擅長以戲劇式的展示或儀式以確保「對殖民地原居民的持續統治」。在殖民時期的印度,英國殖民者設計了各種各樣的儀式,令到前皇朝的王公們保留名義上的尊貴地位,遂甘心協助殖民者維持英帝國統治。

翻開殖民政府有關皇后碼頭儀式的檔案冊,眾多看似瑣碎的事情令人感受到殖民政府賦與這個碼頭重大的象徵意義。譬如,一九四七年,港督葛亮洪發現皇后 碼頭上面掛的英國國旗不翼而飛,馬上下令多個部門徹查;另一次匯豐大班摩士﹝Sir Arthur Morse﹞在行政會議上投訴,葛亮洪港督上岸時,皇后碼頭上面的英國旗顯得骯髒,下令以後的場合國旗都要保持清潔。到了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國泰電影公司 申請在皇后碼頭及大會堂之間舉行「名車展覽」,政府即以「有損此公共建築的莊嚴」為理由拒絕。

從畢打碼頭、卜公碼頭、第一代皇后碼頭到眼下即將被拆的第二代皇后碼頭,殖民者一脈相承地以海路來宣示主權,並透過一絲不苟、排場十足的上岸儀式震 懾本地華人,要大家甘心做「與殖民者共榮的」順民。今天的中年人,不少還念念不忘六、七十年代多位英國皇室成員來訪的盛況﹝據當年警方的備忘錄,皇室成員 上岸儀式的時間表,是逐分鐘安排的;而每一位成員都有其專用旗幟,貴賓人在哪裏旗便掛到哪裏﹞。我還記得,早兩個月在遮打道邀請市民聯署保留皇后碼頭時, 一位珠光寶氣的闊太走過來簽名,她說:「要政府還番六十年代的香港給我。依家政府只懂得拆晒啲舊建築,同時間又益晒啲大陸人,搞到大陸的大肚婆湧落黎香港 生仔。」

留戀殖民者的威儀,再加上歧視內地人的大香港情緒,可能是小部分香港人﹝尤其是富貴香港人﹞心中保留皇后碼頭的理由。同時間,一些愛國報章寫手也條 件反射式地批評「一小撮人」留戀英國殖民者,「只是一些一廂情願的殖民管治時代的隨從.....意識形態落後」。我一直不能好好分析這兩種說法,正如我在 檔案館的故紙堆裏找到上述的資料時,只感到遙遠和有趣,卻不覺得與自己密切相關;直至我發現皇后碼頭被拆後的新中環海濱規劃﹝未來﹞、以及切身體會到特區 政府的行政手段,皇后碼頭那一段過去才突然成為「我的歷史」。

二﹞一朝天子一朝空間政治

天星、皇后被視為不合時宜的過去。那香港城市的未來是怎樣呢?前拓展署署長黃鴻堅聲稱填海是為「把香港的天然遺產──維多利亞港,還給市民。」先不論他這句話是否自相矛盾,在政府的宣傳中,拆毀天星、搬走皇后碼頭後換來的土地,在興建超過一千萬呎樓面之外,「計劃發展一條連綿的海濱散步長廊,讓市民細覽海港景色」、「沿著海濱長廊,連接貫通南北的走廊﹝即皇后像廣場休憩走廊、文娛走廊與藝術及娛樂走廊﹞之處會提供若干重點設施。海濱長廊能讓市民和遊客飽覽維港壯麗的景色和香港宏偉的摩天大廈。」

特區政府隱而避提的是,在那個政府承諾會「還給市民」的新中環海濱正中央,將會轟立一個比皇后碼頭更寬闊的、長一百五十米的解放軍碼頭﹝根據中英兩 國在一九九四年簽訂的防務協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曾表示:「與解放軍磋商後, 他們表示碼頭必須建於中環軍營前面。除了150米長的碼頭之外, 還需要在碼頭兩端預留兩條各75米長而直的進出口航道,以便必要的軍艦在靠泊時可以安全操作。」﹝引用終審法院訂立的「凌駕性公眾需要」測試準則檢討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第 六十三頁﹞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也有一朝的空間政治。主權由倫敦交到北京後,皇后碼頭和大會堂的儀式地位固然馬上被冷清的灣仔金紫荊廣場取代﹝為了「搞旺 個場」,特區政府需全速填海將金紫荊和周邊連繫起來﹞,然而整個新布局的主角肯定是高度設防的解防軍碼頭,以及轟立在旁邊的新特區政府總部。保衛碼頭抗爭 者認為大會堂、天星、皇后以及停車場是一個建築群,缺一不可;在特區統治者眼中,政府總部、解放軍總部、警察總部同樣是缺一不可的建築群──其管治願景如 何,大家心中有數。

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另一重意思是,儘管旗幟換了,從上而下的空間政治變了,但殖民管治制度和殖民管治文化通通不變。英國殖民政權頭一百二十年實行威權 政治,最後三十年則在香港人當中培育出沒有自主性的「淺薄的香港意識」﹝呂大樂教授語﹞和大香港心態。現在回歸十年,新的統治階層並沒有令香港人的自主性 得以彰顯,反省殖民統治,反而理所當然地沿襲殖民者的管治模式,一邊大力推動未經反省的國族化,試圖令香港人學講「穩定和諧壓倒一切」。而這一切殖民式的 統治手法,雖然相當清楚﹝除了殖民地和威權國家急於宣示武力之外,有哪個地方會把軍隊放在城市的中央?為何解放軍在香港回歸時不將總部搬離金鐘,更要在回 歸十年後佔去難得的新海旁來建軍用碼頭?﹞,但在國家主權、民族大義以至經濟利益三面大旗下,香港人不是視而不見,就是見到也不敢吭聲,以免負上港獨的罪 名。

無論是留戀殖民、歧視大陸的中環闊太,還是徹底擁抱「先進意識形態」的愛國報章作者,都不願意正視香港人仍被殖民的身份。但我在這裏要大膽地指出, 天星碼頭乃至皇后碼頭保衛運動的參與者,是有意識地透過與政府角力,開展對殖民管治文化的清算。當特區政府挾着行政和程序暴力拆天星拆皇后碼頭時,我們已 慢慢學會循不同途徑曝露其醜相。舉一個例,成員全部由政府委任的古物諮詢委員會一直迴避履行責任,不肯為皇后碼頭的歷史價值作獨立評估,康文署的官員卻含 糊其辭地辯稱:「古物諮詢委員會已在2002年審議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的《建築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委員會認為皇后碼頭有其價值,並同意保存皇后碼頭珍貴 組件作重建之用。」﹝見立法會文件附件B第六頁

然而,翻查古物諮詢委員會零二年三月十三日的會議紀錄,我發現委員們根本沒有獨立地就皇后碼頭的歷史價值作判斷。他們是在發展部門的官員主導下,先 假設了天星和皇后碼頭一定要拆,然後才討論一些權宜的補救措施,沒有一人站出來說要原地保留。那些補救措施及其理據亦令人大開眼界,包括:﹝一﹞填海會令 一些歷史建設需要搬離,建議在原址豎立標記,譬如銅鑼灣海邊的禮炮,因為遊客有興趣發掘城市發展的痕迹;﹝二﹞建議保留個別建設或豎立標記,讓公眾知道未 填海前的原海岸線......清楚展示不同年代渡輪碼頭的位置,能夠促進旅遊業發展。

要令充滿香港殖民特色的諮詢委員會政治破產,首先就要將那班習慣食免費政治午餐的人曝露於公眾面前。在揭發委員會醜態的過程中,我們重新認識何謂殖民管治,這就是我在皇后碼頭保衛運動中尋找歷史主體、尋找自主可能性的經歷。

結語

二月初,我跟一班大學生在皇后碼頭講歷史,包括大會堂建築群的空間布局等。其中一個住新界的同學說:「我覺得沒什麼意思,﹝點解?﹞因為我以前都不知道這些事。」

我從皇后碼頭看到滿身的枷鎖,我也希望新一代能有同樣的經歷。原址保留皇后碼頭,主要為的是那班仍然天真的大學生,還有很年輕的甚至還未出生的下一 代。皇后碼頭之所以要原址保留,因為它形象化地總結了過去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我們很多在殖民管治下長大的香港人,都在殖民政權刻意掩蓋下,對本土歷史 幾乎一無所知。如果連皇后碼頭也被特區政府無聲無息地拆掉 / 搬走,然後再無聲無息地以解放軍碼頭取以代之﹝新的空間政治﹞,那香港的下一代,就喪失了了解並解除殖民管治文化﹝以及質疑不斷將公共資源私有化的發展主 義﹞的一個重要「空間憑據」。我們已經錯過了太多反省殖民統治,反省大香港主義,建立市民自主的時機;如果再不「補交功課」,那就算再過十年、二十年,新 一代的香港年輕人仍將懵懵懂懂地不知身在何方,或者懵懵懂懂地說沒意思沒意思。原址保留要捍衛的是「反省過去的憑據」,反省過去是為了創造將來﹝董啟章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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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mary's Baby
By Bill Baldwin, Walter S. Baldwin, Roy Barcroft, Ralph Bellamy, Sidney Black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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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February 06, 2007

說孤獨
 
在群眾中,你生活於當時的時代,在孤獨中,你生活於所有的時代。
孤獨的一個人,在一個人與莫有之間,蘊藏著無限。
在群眾中,你不能認識世界的無限,因為你只注意別人如何認識世界,你只覺他人的世界在你之外,你的世界,被限制了。
在孤獨中,你開始面對著蒼茫的宇宙。
所見所聞所思的一切,在你孤獨的時候,表現為你心靈的圖畫。
畫軸的展開,依著你心靈內部的天樞。
心靈的光輝,自天樞縱橫四射,運行浸潤於無窮的畫境。
你的孤獨永遠不會使你寂寞的。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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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da Skoc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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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anuary 22, 2007

小弟剛發現唔見了《悲情城市》dvd,誰借了的話請儘快聯絡我~~






Monday, January 15, 2007

二年級以來,已經從網上下載了千多幅電影海報、劇照,和一些有趣的圖片。真的叫人十分十分難忘的海報實在不多,有幾張特別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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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 Social Change)
By Adam Przewor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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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December 24, 2006

世紀 人文.關懷.視野
D04 
明報   董啟章
2006-12-23
世紀
保留與開展--捍衛天星之雙重意義

近 日因為清拆天星碼頭而掀起的抗爭,最為鮮明的是當中的行動性質。一群青年闖進正在動工的地盤,連日冒着寒風冷雨,以身體阻擋清拆的進程。這次行動表面上來 得很突然,而且人數也不多,可是被他們看似「激進」的行動所映照出來的,其實是社會上沉默的大多數的被動和無力感。針對被動的大多數,政府向來也能以混淆 視聽或避重就輕的手段,以不全面、欠徹底和沒誠信的諮詢, 製造米已成炊的局面,然後以所謂無可改變的現實,來逼使沉默的大多數無奈地接受「破舊立新」的城市發展方案。再遇到反對的聲音時,就提出一些仿製古蹟的 「保留建議」,還擺出一副從善如流的樣子。而被動的大多數也會被這種邏輯蒙騙,又或者只能聳聳肩膊,吐出一句「係咁㗎啦」的慨嘆。政府就是看準了群眾的沉 默和被動,而張揚着「不出聲就即是贊成」的歪理。

從根本改變城市發展策略

捍 衛天星的年輕行動者,突然強而有力地打亂了政府的如意算盤,也同時打動了好一些沉默者,當然也惹來了好些務實主義者(或識時務者)的反感。對於那些被打動 的人來說,他們突然醒覺到,事情根本就從來不是不得不如此,而把天星碼頭原原本本地保留下來,本來是絕對可以實現的事情。務實主義者卻會說,到了現在這個 階段,要改變已經太遲了。可是,正如一名示威者所說,他們爭取的並不只是保留舊物,而是從根本上去改變整個城市發展政策。所以,行動的意義並不在懷緬過 去,而更加是展望將來。天星碼頭對香港人的意義,不是所謂集體歷史記憶,或等而下之的懷舊心態所足以解釋的。也即是說,那不是「過去式」的東西。在官方的 語言裏, 「過去式」的運用行之有效。說什麼什麼舊物「完成了歷史任務」,一方面好像給予正面的評價和尊重,但也意味着可以理直氣壯地加以清除。而歷史記憶因其為記 憶,也似乎只要銘存於心,或者以仿製的替代物供人憑弔,就可以「拋開過去的包袱」,歷史於是變成了發展的障礙。可是,歷史作為賦予一個群族存在意義的故 事,並不是寫在書上的文字,它是由活生生的主觀記憶和客觀實物交織而成的。

關 於人和物的關係,以及行動的意義,可以借鑑二十世紀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阿蘭特(Hannah Arendt)的看法。阿蘭特在她的大作The HumanCondition中提出,人類的生存可分為3 個層面。最底層是生物性的存活,也即是人類作為勞動者(animallaborans)的面向。更高者為人類作為製造者、建造者(homo faber)的層面。通過製造(fabricate/make/build)物件(work/use object),人創建持久的、不易朽壞的世界,也即是人類共同的安身之所。最高的層面分為「行動的生活」(vita activa)和「默觀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後者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而前者則構成了「公共空間」(the publicrealm),也即是政治的空間。阿蘭特感到擔憂的是,在現代社會中,製造者的角色已經被勞動者取代,持久的製造物被即棄的消費品淘汰,人類 逐漸失去了他賴以安居和互動的世界。在現代經濟理論和實踐的主導下,勞動從生物層面上的存活,躍升為現代社會的總體行為模式,也即是生產和消費的循環,這 導致生活的異化和疏離,存在的孤獨感和無意義。在這樣的條件下,行動的空間也大為萎縮,但行動的可能性卻變得彌足珍貴。行動的特徵是短暫的、易逝的,不留 下持久的事物,而且結果充滿變數,難以預測。但阿蘭特認為,行動同時標示着人的創始能力。行動意味着新的開始和開展, 因此行動和誕生(nativity)連在一起。也即是說,沒有行動就如同死亡。這就是阿蘭特看重行動和政治空間重建的原因。

歷史建築集體「家園」

在 我們當前的事態中,我們看到了行動和製造物的深刻關係。天星碼頭作為一座歷史建築,本身是一個「物件」,而物件亦同時建構空間,人的生存環境,或阿蘭特所 說的「世界」。人自身生活的居所,也是一種物件,傳統地我們把這理解為「家園」。「家園」具有持久性、安穩和護蔭的作用。在我們的勞動者社會裏,根據大量 和高速的生產和消費模式, 「家園」不再存在, 而轉化為「物業」或「樓盤」。「樓盤」是沒有內在意義而只有金錢價值的東西, 又因其可交換性, 而不再是一個讓人安身的「物件」。近年因為舊區重建(以利東街為例)而引發的抗爭,以及居民「流離失所」的痛苦,就是源自這樣的轉移。在最「貼身」的私人 生活居所之外,人的生存意義也建基於公共的場所。當一個公共場所在時間的流程中建構了社群的體驗和記憶,我們稱它為「歷史建築」。「歷史建築」不應機械化 地由年份的長短來界定,而應顧及它對生活其中的社群的意義。換句話說,它是賦予一個社群整體生存意義的「製作物」,在空間的維度上提供共同性,在時間的維 度上提供連續性。個人的「家園」和群體的「場所」,皆以持久的「製作物」的形態建構了人類生活其中的「世界」,或者廣義的「家園」。兩者意義的相連,讓人 很自然地把保衛天星碼頭和舊區重建的問題相提並論,也是真正具意義的「香港是我家」的一體兩面。遺憾的是,香港現在的政商共同體正合力在公共和私人的層面 剷除僅餘的「家園感」,消滅人們持續和共同的生存意義,代之以只具交換價值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在我們自許為高度發展的大都會文明裏,人們其實回復到螻蟻般 的生物生存狀態去,不斷作無意義的生產和消費。這就是阿蘭特所說的現代勞動者社會。孤獨感、疏離感和無力感,只能靠不斷的勞動麻醉和官能滿足來紓緩。

行動維護「物的世界」

在 這樣的狀態下,我們失去行動的觸覺和能力,這就是我們變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的原因。天星碼頭是構成我們的「世界」(空間)和我們的「歷史」(時間)的建築 物,也即是維繫着我們的共同生存意義的其中一個樞紐。這些樞紐正一個又一個地被瓦解、拔除,取而代之的是不能構成「世界」和「歷史」的價值交換品,也即是 樓盤、商品、功能、型號等等沒有內在意義的東西。我們的歸屬感和共同感,將會無可逆轉地分崩離析。我看不見這樣的發展有任何前景可言。這次憑着一群青年的 行動,我們重新感到力量,誠如阿蘭特所言,如果行動代表着新生命的開展,縱使結果無法預期,也總比沉默地等待可預期的死亡好。而以「行動」來維護「物的世 界」,也為行動奠下了堅實的基礎。政治空間就是我們渴求恆久安居其中的世界,利東街如是,天星碼頭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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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y of Lost Children
By Briac Barthelemy, Guillaume Billod-Morel, Genevi�ve Brunet, Marc Caro, Jean-Claude Dreyfus, Daniel Emilfork, Pierre-Quentin Faesch, Mapi Gal�n, Ticky Holgado, Joseph Lucien, Odile Mallet, Serge Merlin, Mireille Moss�, Ron Perlman, Dominique Pinon, Alexis Pivot, L�o Rubion, Rufus, Judith Vit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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