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良好新局面

應該不會回來打 xanga 了。起初很變態的，抱著開多一個山洞的心態開 hkflash acc.，體驗一下那人用hkflash的感覺。現在則是習慣了。但常常嫌棄 hkflash 版面不好看，潘隸新 blog 那 server 版面很美，大概很快會跟他一樣，轉投那 blog 的懷抱。嘻。

但搬家要有次序。要至此：http://www.hkflash.com/diary/diary.asp?id=lombragrigia

往後再搬會在那邊說。
xanga 呢。繼續用來看 subscription 及留言。

繼很努力復原後。將會很努力生活。(很用力發呆也是一種生活啊...)
開展新局面的前提，我想應該還是：清理舊務。

轉載

我倒不是要想杯葛奧運，倒是以下值得我們反思。
不要一聽反奧運就閉起耳朵，為什麼反，彼此有何理據。
維持基本的理性。只是希望這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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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葛奧運FAQ - Kursk (Source)

• 「由北京舉辦奧運會將有助於中國的人權事業發展。」北京奧申委副主席劉敬民，2001年4月
  
  
• 「它(北京奧運會)有助於推動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也能進一步促進我國人權事業的發展。」前北京巿長及現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主席劉淇，2001年7月13日
  
  (資料來源：http://www.ihlo.org/prisoners/zh/)
  

最後幾句話。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魯迅：紀念劉和珍君)



讓我們都記念被以言入罪的胡佳。

轉載

內地博客陳思：沙龙里关于西藏事件的座谈笔录

圖片：在台灣自由廣場下的聲援西藏集會

對于這次西藏自治區和其他各省藏區的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和暴動，北京政府信誓旦旦地向中國民衆和全世界説有確鑿的證據顯示是“達賴集團在背後策劃和煽動”的；網上也有很多讀者評論認為，中國政府對西藏的經濟建設的支持力度已經够大了，西藏人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西藏人應該知足感恩了。但是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自從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離開西藏至印度避難以後，直至今天，每年還有男女老少數千人，背着乾糧，徒步穿越整個喜馬拉雅山脉，翻過這個世界的屋脊，繞過中國和尼泊爾的邊境防守，最後到達印度，去投奔達賴喇嘛。這其中的很多人都在穿越海拔幾千米高的雪山的過程中冷死或者餓死甚至摔死了，而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達蘭沙拉的醫院裏，每個月都有新的到達者，其中就有很多是因為路途中被嚴重凍傷，而不得不做手或者脚的截除手術。中國人已經習慣了以經濟建設為綱，以為經濟上去了，建設好了，就等于一切了。中國人大多没有過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體驗，再加上政府對宗教的歪曲宣傳和對西藏歷史（譬如所謂的農奴制度）的刻意攥改，漢人在西藏不能理解和尊重西藏人的行為就很自然了。北京政府以為經過了這麽幾十年的宣傳和教育，受到了經濟建設的益處的藏人應該對他們感恩戴德了，而且也應該已經在他們的宣傳下，開始對“達賴集團”産生反感厭惡了。但是北京政府没有處理好的是什麽呢，經濟建設是有了，但是受益的并不是藏民，更多的是蜂擁進去的以四川人為主的漢人，在整個藏區，西藏人被徹底地邊緣化，被歧視，被排擠，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政治上。我在西藏各地區與很多當地人人聊天，的確有很多人認為，現在的生活水平是普遍提高了，但是社會地位却降低了。政府嚴厲禁止任何藏民藏有達賴喇嘛的任何照片和書籍，但現實情况是幾乎家家户户都私自珍藏着他的照片，哪怕只是一個小頭像挂墜。從這裏可以看出來，西藏人内心深處還是很懷念達賴喇嘛的。

整個拉薩，看起來挺繁華的縱横街道上，有着數不清的大小商鋪，百貨市場，娱樂消遣，但這些基本上都是漢人的，屬于藏人的没多少家。不但如此，基本上是漢人群體的出租車司機看到藏人都會繞着走，盡量不載或直接拒載。他們認為藏人衣着肮贜，身上有難聞的氣味。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被歧視的少數民族和二等公民。他們心裏普遍有着嚴重的被歧視被欺負的耻辱感，這種耻辱和憤怒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就肯定要爆發出來。但藏人所希望的不是像北京所誣蔑的那様，尋求獨立呢？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大多數的西藏人首先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其次才是藏民。所以他們的内心所尋求的，并不是什麽獨立；絶大多數人也其實不清楚“獨立”意味着什麽，他們以為獨立了，就可以過自己的日子，不需要這様受歧視和羞辱了。

那麽印度那邊的情况又如何呢？達賴喇嘛1959年到到達印度後，通過幾次的國外考察之後，這個西藏最高領袖認為民主是好東西，一定要實現民主。于是乎，歷史上就出現了一次由君主强制實行的一次民主，由上至下直接實行的民主。百分之九十的西藏人不理解，并且在投票中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達賴喇嘛的權威不可替代，不能接受其他人擔任他們的領袖。但是達賴喇嘛堅持認為民主是好東西，對人民有好處，還是義無反顧地解散了舊有的噶厦政制，重新重組了議會制的内閣政府。内閣總理和各部長由全體流亡藏民投票選舉，達賴喇嘛自己不是總理或者任何實際職務，但從我的觀察來看，他還是實際上的領袖；和他們的内閣部長等接觸來看，流亡政府的各項政策，基本還是由達賴喇嘛説了算。内閣還是以實行達賴的路綫為主，流亡藏人大多數都支持達賴的和平路綫。

當然也有不支持達賴喇嘛路綫的，他們的比達賴喇嘛要激進得多，其政治訴求就是一個獨立“大藏區”。他們通過成立藏青會（西藏青年國會），舉行集會，向藏人和海外宣傳，來表達他們的獨立訴求和提高他們的影響。藏青會的成員大多數教育背景良好，基本上是學生，學者，商人，很少有普通的藏民。其領袖很多是從歐美留學回來的藏人。


早些時候，譬如説2000年之前，藏青會的成員普遍還比較年輕，他們争取獨立的方式也還是很平和。很多時候只是在支持這流亡政府做一些協助性的工作。那時候，藏青會有幾個特點．第一，他們年輕，以大學生和學者群體為主。第二，他們温和，他們也不主張暴力方式．第三，還是2001年的時候，我與他們的成員聊天，感覺他們還是很尊重達賴，只是他們説達賴太善良了，不懂得政治的醜惡。譬如説，達賴的哥哥與北京政府談判，都已經Ｎ次被北京政府耍了。他在政治上，是不是太善良了和過于理想主義？！達賴喇嘛常常在幾萬人的集會上，與藏民們説：我對與北京的談判很樂觀，估計兩三年之後就有進展。給很多藏民的感覺是，達賴喇嘛是個好的宗教領袖，是個寬厚的人，也因為如此，他把政治想得過于簡單了。後來北京談判又再次破裂，這對藏民來説，有集體羞辱的效果。達賴對藏民説，再等等吧。從七八十年代開始，他都是這様講的，都是説很樂觀，兩三年内就可以回西藏了。進入了21世紀以後，流亡藏民們已經漸漸適應了在印度和海外的流亡生活，也漸漸適應了達賴喇嘛的樂觀了。

大概是2003年的談判失敗，對藏民又是一次重大的集體羞辱，北京方面基本上也不怎麽見達賴喇嘛的的哥哥。達賴喇嘛此前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展開談判，他們只是希望北京政府應尊重我們的宗教生活，尊重我們的風俗，其他的經濟軍事和外交等都可以有北京政府管理。但是達賴喇嘛的哥哥也没怎麽能與北京進行真正的談判，北京就一直堅稱達賴還是有獨立之心，這邊達賴喇嘛剛説完他們不想要獨立，這邊北京政府立馬公布就説達賴喇嘛没有誠意，獨立之心不死。國際社會都看得很明白，就大陸的中國人真的相信達賴喇嘛要獨立了。這様的環境下，就造成了整體的流亡藏人都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對達賴喇嘛的路綫又一次産生了懷疑。有個別的激進的藏青會分子，甚至張貼告示説要和達賴喇嘛决裂，更激進的甚至揚言説要殺死他以掃清通往獨立的大道。
説得難聽一點，達賴像個小孩，天真而且寬厚，這在政治上就南面常常被善于政治手段的北京政府所玩弄。北京政府認為達賴喇嘛現在根本没有談判的籌碼，所以只盼着他死，等他死後，西藏就没有了精神領袖了，那時候就好處理了。

達賴喇嘛也意料到了這一點，十一世班禪喇嘛的事情給他一個極大的教訓與警示。（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活佛傳統？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是宗喀巴大師的兩大弟子，他們誓願要生生世世守護宗喀巴大師的教法。如果達賴喇嘛先去世的話，班禪喇嘛就負責把他的靈童找出來；反之亦然。這兩個人的傳統至今已經有十幾世了。這一世的達賴喇嘛是十四世，班禪喇嘛是十一世。所以按照傳統，在第十世的班禪額爾德尼喇嘛去達之後，西藏的扎什倫布寺根據他的遺言，開始了十一世靈童的尋訪。扎什倫布寺在給北京傳遞尋訪的發展的同時，或者之前，都給印度的達賴喇嘛發去了最新進展的報告。因此，達賴喇嘛得以搶在北京之前，確認了十一世班禪喇嘛。并且在他的授意之下，進行了坐床儀式。北京聞訊大怒，接着下來的事情就是， 只有十嵗大十一世班禪連同他的父母等人突然人間蒸發，至今下落不明。我們在國外，經常會看到在宗教場所：尋找十嵗的十一世班禪。這些事情大陸中國人都不知道。曾經在新聞發布會時，有外國記者問起此事，發言人曾經回答説：你們放心好了，他們活得好好的，不希望受到外界的乾擾。這就間接説明了十一世班禪還没死。現在我們見到的班禪喇嘛，就是真正的班禪喇嘛被人間蒸發之後，由北京政府大張旗鼓地弄出來的，他前兩年一出山，就立刻發表活佛日記，説黨多麽好，恩情多深。説明黨的教育還是很成功的。如果這個十四世的達賴喇嘛死了，按傳統，十五世達賴喇嘛還會到來，那麽北京政府就有可能再次操控靈童的遴選和教育。所以，達賴宣布，十四世的達賴喇嘛可能是最後一世了，這是為了避免類似情况的發生。

那麽達賴喇嘛不再來了的話，西藏的政教領袖會落在誰在身上？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十七世的大寶法王。他早已經逃亡到印度，和自己的上師在一起，佛法和政治上已經相當成熟了。從種種迹象上來看，他肯定會是達賴喇嘛的繼承人。十七世大寶法王到印度，就是為了和自己的上師會合，接受更系統的教學。從世俗政體的觀點來看，他二十多嵗，就是内定的接班人了。他在藏族和佛學界的的威望越來越高，并且他在印度的住處也被安排在離達賴喇嘛不遠的地方。


問題就在于，達賴喇嘛的威望，在很長時間内，大寶法王是無法替代的。即使達賴喇嘛十年後才去世，大寶法王也才三十多嵗。在這種情况之下，屢遭失敗的藏青會，會在競争上越來越有技巧，越來越成熟和具有威望。達賴喇嘛是四大佛教至高無上的領袖。四大派的領袖從佛法修養上和人格道德上是忠心欽服達賴的。藏傳佛教有四大教派，達賴即是四大教派的領袖，也是政治上的領袖。按我的觀察，我判斷西藏流亡政府與流亡藏民的趨勢，達賴喇嘛死後，大寶法王會成為精神領袖，而藏青會則會迅速崛起，成為流亡政府的主流政治力量，更加暴力地對付北京政府。藏青會會通過宣傳，選舉而主導政府内閣，建立世俗的政權，他們的政策就肯定不會再是中間路綫，不會是和平的，而是脱離佛教本懷的暴力手段。主導政府之後，他們所訴求的是獨立，因此北京政府的愚昧就在於不能在達賴喇嘛有生之年，妥善處理好這個事情，非要等到藏青會漸漸從温和到暴力，從在野到當政，那時候西藏就烽烟四起，更難收拾了。

我去過西藏大學，專門了解了一下他們的學科人口比例，裏面大致有經管學院，有科學學院，有藏語言文學院。在經管與科學學院裏面，從招生的要求來説，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分配給漢人。藏民要讀西藏大學，大多數人只能去藏語言系。教歷史的話，講到西藏的過去，那就是農奴制，不能講佛法，不能講傳統。在所有的小學裏面一律教漢語，不能教西藏的文字和文化，即便有也是相當淺的層次。我在學生宿舍裏見到一些内地省份的人跑到西藏大學上學，問他們為何選擇那麽偏遠的西藏，他們説這裏讀書包分配，基本上都能進去政府機關。所以西藏的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人選和格局就這様被准備好了。商業方面，在西藏大多數的人，來自四川與浙江等地，西藏人幾乎没有立足的地方。西藏人有一些行為和我們不同，他們之中往往有些人賺了一些錢就不乾了，够用就好了。或者他們有的人挣錢到一定程度，機緣巧合，接觸到一位活佛，頓悟了人生的道理，馬上就把錢財布施出去，只剩下一些基本的生活條件。因此他們與真正的内地商人無法競争，也因此被迅速地邊緣化。

那麽西藏人所最重視的佛法信仰情况又是怎麽様的呢？2003年的時候，西方有對中國限制西藏的信仰自由的批評。北京立即反駁説此事純屬污蔑，説西藏人們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國務院還拿出大昭寺的門口的相片，展示很多人在門口跪拜的情景。可是大昭寺本來作為西藏最高佛殿的只能已經失去了，現在是有政府找幾個僧人在那裏做一下管理，允許游客進入，但收費是很貴的，大昭寺成為西藏的政府的其中一個主要收入來源。我們去西藏旅游的人，是肯定要去大昭寺的。可是現在大昭寺僅剩軀殻，裏面没有講經説法，没有授業傳道，没有真正的高僧了。格魯派三大寺的領袖都秘密流亡到印度，所以在拉薩的三大寺的教學質量不行。藏人為了保存他們佛法傳承系統，在印度又重建了三大寺，每個寺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那上學習。每個寺都有人在那負責募捐。

西藏很多小寺廟被焼毁。過去一些很年輕的解放軍戰士們認為，出家當和尚尼姑，不結婚是愚昧的。有些年輕的解放軍在西藏犯下了很多罪行，還有資料顯示有人拿槍逼着和尚和尼姑當衆做愛。80年的時候胡耀邦去那視察之後，實在看不下去，回到北京就將很多領袖撤走。四川色達五明佛學院，作為西藏最大的佛法傳承基地，在最興盛時期，吸引了幾萬漢藏信衆來投奔追隨，在一個山榖中，幾萬個小木屋團團圍着榖底中間的幾個小寺廟，非常壯觀。但是政府突然勒令説要兩三萬的男性信衆减到一千人，女性追隨者被要求减到四百。他們還在當地雇了流氓，據佛學院的人説，對流氓們“包吃包住包嫖”，將他們的木屋大肆拆毁，不准再運木材進去。這様的大批的人被冷死，餓死．有一些尼姑的屍體都被老鷹秃鷲吃掉。這是2002年的事。我親自到過那裏，看到被摧毁的木房。如果你是藏民，你會怎麽想，你會怎麽做？到現在為止，還没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對那些在西藏的漢人們説，你要理解西藏人的生活習慣，習俗與傳統，要盡量去尊重他們。所以，偷偷地跑到印度去學習的人，有良好的教育，擅長英語，學習完畢之後不斷地回到西藏。他們不能進去政府管理系統和企事業單位，只能教英語和當導游。他們是來自西藏的千家萬户，他們有高學歷，他們在達賴喇嘛身邊待過。這種號召力和影響力是無窮的。這等於歐洲古代時期，在一個邊遠的宗教區域，突然有個年輕人從梵帝岡學習回來了那種效果。他們這群人在西藏，青海，和四川藏區發揮了很大的影響，他們是意見和言論的領袖。除了藏青會之外，還有在三大寺裏的那些喇嘛們。他們從印度學習回來，又繼續在三大寺裏教學。他們一様影響到西藏的宗教團體。

今年發生的從三月十日開始的事情，從以上的分析上看就非常自然了。再加上，三月十日是西藏的起義紀念日，再加上奥運，大家都覺得可能可以借機發泄一下，引起更多的國内外的關注吧。我堅定認為，達賴喇嘛絶不可能在背後主使和煽動此事。他認為，你要相信因果。如果因是暴力，那麽由這様的因得出來的果就絶對不可能是和平。所以他堅决反對通過任何暴力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世界上和歷史上有很多族群已經和正在利用暴力，通過流血來取得他們的政治訴求，而達賴喇嘛却帶領着這個龐大的民族群體，不斷通過溝通與談判來促使這件事的發展，在這一點上，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敬仰，值得全球人民學習的。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奬也是這個原因吧。

另外一篇

被摑了三巴，覺得清醒很多。
其實一直也反對盲目的反對，特別是因恐懼而反對。(流感停課事件我覺得都幾白癡...不過如果我仍在上學大概會大呼點解唔停埋中學!!!)
可是，對中國，就是從頂到末的厭惡。
現在，我想，一點一點去理解，這個國家。
不過還是沒有這是祖國啊的情感，因為我是地球人。 = ]

·         恐懼中國／文﹕梁文道            2008年3月13日

【明報專訊】

恐懼「外部勢力」 也恐懼「赤色中國」

香港政治常常困處於兩種恐懼之中。第一種是對「外部勢力」的恐懼，延伸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裏那股揮之不去的防外陰影，總是以冷戰結構看待國際關係甚至任何常態的人我往來，覺得外頭有種「亡我之心不死」的秘密力量。於是李柱銘等人去美國見幾個政治人物，在《華爾街日報》上寫篇無關痛癢的文章，就全成了裏通外敵的漢奸罪證了。第二種則是對「赤色中國」的傳統恐懼，也就是俗稱的「恐共」了。所以強調「赤色中國」，是因為它提防的範圍有時甚至超越了中國共產黨，遠達中國全境。

有一位堅決反共的朋友知道我也在內地的報刊發表文章之後，就有點驚訝略帶鄙夷地問我「是不是也『轉呔』了」。尤其當他發現主辦那些報刊的報業集團原來都是廣東省委的下屬機構時，他更是訝異，認定他們全是黨的喉舌。「喉舌」？我想起那些努力地在有限的空間底下挖掘更多機會，在每天都會收到「指示」的情形裡艱困開拓前路的內地同行，他們年輕的臉孔，他們的激情，他們的無奈與他們的微笑。「喉舌」？

又有一次，我在一場演講裏介紹內地體制中的改革派與無數在灰色地帶中摸索前行的非政府組織。之後，一位聽眾很不客氣地提出挑戰﹕「你說了這麼多，但還是掩蓋不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社自由。中國始終還是那個中國。」對，中國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還是處於嚴重匱乏的狀態，但難道這是那些有心人的責任嗎？你以為他們是在何種處境裏工作？又是為了什麼而工作呢？難道簡單一句「不民主不自由」就能抹煞他們的所有付出嗎？你究竟期望什麼？革命？

對懷抱這種恐懼的人而言，中國政府還是那個全能主義的大政府，其他人無所逃於天地間，全在其籠罩之下。所以一個在報刊裏盡心經營不同意見的編輯始終逃不掉身為喉舌的命運，那幾千名在廈門街頭「和平散步」抗議化工廠污染的市民在這些人眼中究竟還是白費工夫。所以中國還是一團龐大的暗雲，假如我們不能改變它，那至少得自求多福，慎防它的接觸和滲透，彼此之間需要一堵嚴實的防火牆，讓彼此上不去下不來。

再不客氣點說，香港政壇中的一部分人及其支持者有時也感染上了這種「赤色中國」恐懼症。他們一方面以為除去少數被人軟禁甚或身陷囹圄的民運人士之外，中國再也沒有值得支持鼓勵的人了；另一方面則以為理解中國的關鍵詞就是極度簡化的「民主、自由和法治」，視自己為高高在上的判官和導師，無論中國出了任何新聞，一律套上這些關鍵詞就是。於是某市的城管打死人，就一步到位地指出它的終極原因在於沒有民主和法治，中間用不著任何過程分析；要是有人說中國的國勢變強了，就冷笑地暗嘲那有什麼了不起，因為它還是沒有民主和自由。因此，我們便要提防一切來自羅湖以北的東西，不管它是媒體還是什麼；我們永遠都要帶著戒慎的心情去看待所有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因為他們是一塊不民主的大機器，而我們是走在民主大道上的先行者。

趙剛回應龍應台

台灣學者趙剛在前年曾經發表過一篇回應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 先生的公開信〉的文章，題目不大耀眼，叫做〈理解與和解﹕回應諸批評兼論區域批判知識分子〉。趙教授對龍老師的批評未必公允，但他的文章裏有些觀點值得大段引述供人參考﹕

「當今的中國大陸的確每天都在發生著權錢交易的官商勾結，以招商引資繁榮地方為名，強行對都市郊區的農地進行暴力徵用，也天天都可能在進行著犧牲工人階級的賤賣國有企業的陰謀或陽謀。但這些問題都能夠以政治自由主義教科書式的答案來解決嗎？要去面對這些問題，以我去年在中國大陸半年的淺薄經驗，我感受到中國大陸的某些知識分子與「運動人士」，對這些問題通常是較境外的人更焦慮更憂心，但是他們更深刻更在地理解到問題的繁複歷史肌理，以及行動方案的艱難，我覺得他們在困而勉之地、低調地尋找輕微的晃動、微小的縫隙，與些微的正當性，一點一滴地做與思考——這其實和台灣早期的黨外運動在尋求反抗既存體制的方式是類似的。」

反過來看，我們這些明明早已回歸，卻不知何故仍在「境外」的香港人，倒是輕鬆自在。有些人看見維權律師被捕、上訪農民遭到打壓，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們的艱困處境，然後感佩他們前仆後繼的勇氣與意志，進而尋思自己如何能夠貢獻些微綿薄之力，以助國家的政治開放人權進步。恰恰相反，他們只能在這些血淚斑斑的事件裡再度找到赤色中國的醜陋罪證，從而對照出香港的法治優越、言論自由，好好自我慶祝一番。問題是，在你終於發現中國始終不變，它的「劣根性」永恆不壞之後，你又能做些什麼呢？是劃好邊界嚴防壁穿，還是渺茫地等待另一場革命的爆發呢？更有意思的是，這些人往往又同時標榜香港的示範作用，覺得我們高人一等，永遠走在歷史的前面，足以為天下法。你既不想和你心目中的赤色中國扯上任何關係，所謂榜樣又該如何樹起？所謂「香港作為一種方法」的歷史功能又該如何發揮呢？還是我們相信只要香港邁上了民主的康莊大道，自然就會神奇地發揮燈塔般的效果，照亮我們心目中保守落後的那一大片晦暗土地呢？

最後，我想談一下那些有機會有能力做點事的人，他們實在該好好把握自己的難得位置。例如那些代表香港的人大跟政協，就算你覺得在北京爭取香港落實真的民主太過為難；你能不能不只是站在港商的角度考慮《勞動合同法》的壞處，也多點為過去10年來遭到剝削而無力議價維權的內地民工著想呢？所謂的「為大局」，所謂的「親中」，難道不就該是抱持這樣的胸懷與視野嗎？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倒是想起另一件事。
在這一年(可能一年也沒有)，很多時候，我聽了某些人說出我的錯誤，我會一下子「哦...真是啊。」就接受了。但並非不經思考的。只是因為我不過十多歲，對世界理解這樣淺薄，覺得他/她的想法比較可取，就立刻選擇接受不可以嗎?很奇怪的，不少較我年長的人不接受這種所謂「突然轉口太」，認為我要細心思量好幾天，才能從某種錯誤擺脫。可是我不認為自己沒反思過啊。也不需要「幾天的反思」去讓面子放下來。是的，我錯了。然後，有人會不相信我說：「是的。我錯了。」
當然，我也想過，是否因為以前太固執。

不過，由始至終我都覺得：
我不是固執，而是堅執。 - -

堅持自己的原則，堅持自己的美學。有什麼問題。
很多人也會。
有時我甚至想，只是那刻我剛剛跟身邊大部份人所堅執的東西不同而已。

譬如說，我不抗拒混亂的房間，但廚房要好乾淨。
故意挑生活化的例子，而且這也很平常。但偏偏跟我家的人完全相反(除了我爸)。- -
他們不能忍受混亂，可是掌廚房的二人常弄到廚房超級骯髒。無法忍受的骯髒。
常有食物的異味傳出。
雪櫃也不打理，我順手放橙皮驅味，她們會嫌我多事。
切完生果的刀不洗淨就插回籮子，每次拿起都黏著殘渣。
蟑螂出沒，我說我去買藥吧。她說自己買然後很久還沒買。
天啊　為什麼我的家人會這樣?

好的。發完牢騷了。
習慣了(......)也不厭惡，只是很頭痛。

我說我喜歡洗碗，可不是說謊啊。
因為不能忍受骯髒的廚房。非常簡單的原因。

梁文道的

當不好意思在 email forward 給不知看了沒有的人時，xanga subscription 就能代勞了。
貼得有點遲。在明報看到幾人的回覆。一併看了，仍然是嘆息。

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梁文道

一點說明：本來沒有打算把這篇原刊於《明報》(2008/3/6)文章貼到此處，但收到一些朋友傳來的訊息，覺得放上獨媒請大家指教也是好的。

在剛頒布的財政預算案裏頭，我找到沒有人留意的「創意經濟」這一節，總共只有兩小段，其中第一段有一句非常令人感慨的話：「香港在創意經濟的多個範疇都居於區內領先地位」。但願這句話不是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自己寫的，因為它就像威尼斯宣稱自己是今日的世界貿易中心一樣好笑。的確，香港曾經是區域內的創意經濟龍頭；同樣地，威尼斯也曾經是13 世紀的世界貿易重鎮。

對於不想看太多數字的讀者，我可以用一個最現成的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當年張國榮與梅艷芳先後逝世的時候，內地媒體報道的聲勢之浩大絲毫不遜於香港。最近的「藝人自拍事件」同樣也成了全國話題，只是你會在內地的網絡論壇上看到有人留下這樣的問題： 「其實阿嬌到底是誰呀？我不大弄得清Twins 那兩個人的分別。」周星馳的近作《長江7 號》令很多人感到星爺不再屬於香港，其實在其漸漸喪失港味的內容之外，我們更應該看到周星馳的電影製作從幕後到台前終於會有徹底離開香港的一日。從前只有在香港演藝圈混不下去的人才會北上，如今的情勢正演變為只有混得好的人才能殺出香港。

然後我又在第二段看到這樣的一句話：「去年11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率領本港的創意產業代表團訪問上海，參加一個國際性的創意產業展覽，為業界拓展內地市場」。那次活動在號稱「上海牛棚」的「1933 老場坊」舉行，恰巧我也在，還碰到不少朋友，有的做設計，有的做建築，還有的做戲劇經紀人。但他們不是被馬局長率領上來的，而是早已在大陸打下江山，如今以內地代表身分出現的香港人。甚至連活化「1933 老場坊」這座古蹟的搞手也是香港人。當時我問馬時亨：「你說怎麼辦呢？一大批香港精英都走了。」他答道： 「放心，他們會回來的。」回來？回來養老嗎？

10 年前，榮念曾、胡恩威、陳雲和我大概是最早在報刊建議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要注重創意產業的人，然後又在海峽兩岸和他們的官商學界討論這個當時還算新生的概念，那時不少內地官員只覺得這個念頭很有趣。10 年後，從北京到深圳，不只出現了大批專責文化創意產業的單位，甚至還有近百個「1933 老場坊」這類的創意產業園區。而本來在觀念上最領先的香港，現在則有這兩段財政預算案上含意可疑的文字。


他們會回來？他們為什麼要回來呢？直到今日，你都沒辦法在無線電視上看見香港最出色的音樂錄像導演的作品，因為無線電視不願意再花一筆錢向唱片公司購入版權，它寧願用自己的導演以最低廉的成本再製作一個專供電視播出的版本。香港每年耗用在文化上的公帑超過20 億港幣，其中有多少流向藝術家？又有多少成了公務員薪金呢？你去替香港中央圖書館做一場講座，車馬費不過千元；要是在上海圖書館，「勞務費」起碼是5000 人民幣。曾經有朋友替任職機構尋覓一群本地藝術家工作，一個官方的人物居然告訴他：「不用給他們太多錢，他們有創作機會就夠開心了。」我不知道香港的編劇酬勞特低是否也是這個理由。在香港從事創作就真的要賤到這個地步嗎？

我不敢像林夕一樣建議政府出錢扶助流行音樂產業，我也怕被人罵，我們都不敢犯下叫政府偏離不干預政策的大忌（其實林夕只是說要建一座音樂博物館）。不，我不想政府再做什麼了，因為一切都已經太遲。就像珠三角各個港口快要取代香港了，港珠澳大橋才打算上馬一樣。

我不怕香港人才流失，我只怕沒有人要來香港。創意產業靠的主要是人，而這些人，無論是第一線的導演和設計師，還是在後面厚植土壤的藝術家文化人，都很講究環境。這個環境必須開放包容、多元刺激，有很多和自己一樣的人溝通競爭，有很多不一樣的事情每天發生。香港是這樣的地方嗎？我們不要再騙自己，說什麼香港是個很多元化的大都會了。香港就算不是一個部落社會，也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大眾社會（mass society）。大部分的本地華裔居民其實都很像，我們喜歡的東西是一樣的，我們思考的方式是相同的。所以我們的電視有慣性收視，我們的周刊長得都一樣。從前搞文學的人辦垮了雜誌就說香港市場小人口少，700 萬人真的很少嗎？比起北歐國家要少很多嗎？光是在紐約，《紐約客》雜誌的訂戶大概就有16萬，同類的刊物要是在香港又會有什麼命運呢？香港的人口比諸紐約又如何？這其實是一個只有主流沒有分眾，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的城市。

一個良好的創意環境就算給不了太多的錢，至少要給人尊重。北京的報紙評選年度十大人物，作家和藝術家居然佔去一半；在香港當作家要受人重視，或許就得賣燕窩廣告。再說我所熟悉的媒體。一個學者能憑中央台連續每周地講《史記》而名揚全國，香港電視台又有「文化味」又受人注意的居然就是《志雲飯局》了。坦白說，最近一年，我不只辭去港台《頭條新聞》的工作，在內地《南方周末》等報刊上發表文章的次數也快要超過香港了，不是為了那日漸逼近香港的稿費，也不是為了以百萬計的發行量，而是為了一種群體理性討論的氛圍。在那裏，你或許會遭到很多反駁，但你起碼不孤獨，而且真有一種我們能夠改變現實的感覺。在那裏，觀念還是被尊重的，觀念還是有力量的。



如果這番話的酸味太重，講點不扮高深的東西吧。去問問那些不只顧著賭波的球迷，香港市面上最好的中文足球雜誌是哪一本，他們大概會說是《足球周刊》，一本內地出版的雜誌。內地雜誌的種類要比香港多，水準要比香港高，這早已不是秘密了。沒錯，我們擁有全國稀缺的言論自由，但是我們怎樣利用這個珍貴的寶藏呢？有一天，當中國真的更開放更自由，香港會不會順理成章地成為全國的媒體中心、全國的輿論基地呢？

每當內地傳媒把香港捧成「先鋒城市」，要我介紹領略香港文化風味的必遊地點時，我都會很心虛。你總不能老叫人去看旺角、蘭桂坊、文華酒店、阿麥書房、藝術中心和六四燭光晚會吧。凡是本報李照興周日專欄的讀者都曉得，廈門有愈來愈多的「樂活族」開了自己的咖啡小店，雲南有一年一度的搖滾音樂盛會，重慶有一條任人揮灑的塗鴉街……李照興在他新著《潮爆中國》的序言裏以一個十分浪漫的說法去形容我們這些在回歸前出生的人：「最後一代香港人」。我也要用「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去形容我們這群喝《號外》、《年青人周報》和《越界》奶水長大的文化人，以區別開從《城市中國》、《城市畫報》與《新周刊》等內地刊物汲取新知的新一代文藝青年。

終於到了我們這一代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了：走，還是不走？

我不是在抱怨什麼，我不怨怪政府，不怨怪商家，更不怨怪我深愛的香港人，真的。我只是想客觀地描述現實，這個市場的現實，這個社會的現實，如此而已。

這麼多年以來，我看著許多朋友把工作重心逐漸北遷，從余力為（賈樟柯的老拍檔）到歐陽應霽，從邁克到劉小康，這個問題困擾我很久了。走，不是因為不感激香港養育我啟蒙我的恩德，而是出道近20 年了，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為這個地方付出。我們「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可以做的，就是走出香港，然後為接下來的「第一代在香港出生的中國文化人」指路，讓他們發現香港以外，世界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