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大作戰---潮語考卷

快思電飯煲

這陣子，我發現......對，這就是我們。

人話

今個星期，很多香港人忽然變得很愛國，愛得敵愾同仇，愛得歇斯底里。所以，國是不能亂愛的。在太平盛世時愛國，其中心態，就像攀附一名有權有勢的親戚一樣，不一定出於愛，更大可能是出於一種虛榮心。近年高唱入雲的中國崛起，讓不少中國人都十分亢奮，大家都覺得，今時今日做中國人很有面子。大家都從這名富貴親戚裏獲得好處，包括身份、地位和尊嚴。

盛世時愛國太便宜

開口埋口罵人家「你係咪中國人」的愛國人士，請冷靜下來想一想，中國要是沒有今天般強大，不用說得太久遠，就在三十年前，國內窮親戚還得靠香港人回鄉時帶入米油鹽、肥皂和衣物的時候，你愛還是不愛？當你們好好地審視自己帶有濃烈自私味道的愛國情懷，當中究竟有多少攀附甚至是媚俗的水份？若把情況推到另一極致，當國家陷入水深火熱，受到列國侵略欺凌時，那些在二○○八年站出來指斥人家不愛國還動手動腳的京奧狂熱支持者，你們還會這麼奮不顧身嗎？要知道，在這個時候說愛國，是要殺頭的，因為愛國行為包括了推翻現政權，解救民族於危難之中。今天的中國人，其實不太需要談愛國的，中國也不需要你去愛，在太平盛世時說愛國，這種愛國心太便宜了，只會讓識者聽了竊笑兼起疙瘩。當然，不少自稱愛國的人，對「愛國」這個聽起來非常理所當然的概念，其實是未經大腦消化的。當有人提出質疑，他們就老羞成怒，覺得毋須辯論就可把質疑者處以極刑。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愛國者又或稱為民族主義者，大部份都欠缺理性思維能力，暴力是在理屈詞窮下的常用手段。不用提醒各位新進的愛國者，六七暴動，今天的親中黨派中，有多少成員，曾以暴力手段對付被他們定為「叛國」的傳播人？親愛的新進愛國者，在與國家談情說愛之前，請必須弄清楚的最基本問題是你們愛的對象。甚麼是「國家」呢？根據政治學給的最簡單定義：國家必須包含三個元素：土地、政府和人民。你們愛的究竟是甚麼？從一個哲學的層次來看這個問題，國家和政府是人類生存中「不可避免的惡」（the inevitable evil）。所謂不可避免，是為了人類的共存狀態，而迫不得已出現的實體。至於說它是「惡」的，說的是它的本質，人民要交付出個人的自由，賦予政府一定的權力，以換取一種共存的狀態。

愛上一個惡的實體

事實上，國家和政府不但在本質上是「惡」的，它在實質操作上也是如此。任何組織都有不斷自我膨脹的傾向，以證實其存在價值，政府從來都是全球最大的組織，因此其膨脹亦是最速，所發展出來的官僚主義亦是必然產物，政府特別是信奉極權主義的政權還有不斷攫取及鞏固權力的自然傾向。所以，若你們愛的「國」所指的是「政府」或「政權」，你們愛的就是一個本質上和實質操作上都是惡的實體。你們如何能愛上一個惡的實體?!一個擁有正常腦袋的人是不會用「愛」與一個「政府」或「政權」建立關係的，而是以「監察」、「制衡」和恆常的「批判」來防止其作惡的自然傾向。那些辱罵港大女生陳巧文的「愛國」人士，讓我告訴你們一個會令你們不大舒服的真相，你們的道德情操並非如自己所想像般高尚。當愛國成了便宜的時尚，要像陳巧文般堅持信念逆流而行的人，他們要付出的道德勇氣，絕不是你們這夥跟紅頂白的人所付得起的。最後，有愛國者高喊：「言論自由大晒呀？」確實如此，言論自由真的是大晒的！就連這麼顯淺的道理也不曉得，也就難怪你們這麼愛國了！

風波裏的文章

亞洲週刊

P10 | 新聞眼 2008-04-27

北京晚報批判南都網民批判語言暴力

四月十一日，北京日報集團旗下的《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署名文峰的評論《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該文針對《南都週刊》副總編長平備受網民爭議的文章《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批評長平主張的言論自由到了「恐怖」程度，長平維護的「普世價值」「是失去廉恥的價值」；並用「南方報系中以《XX週末》為代表的報紙」的說法，影射《南方週末》。

文章腔調大有文革復辟之感，所以遭到普遍的抵制。天涯社區的網民「陳愚」說，「通篇的文革口氣，《北京晚報》還以為自己生活在三十年前」。凱迪社區的「天涯不歸客」則說，「重溫文元同志風範，惜乎水平略差」。即使是在批判長平的大本營中華網論壇，一位署名龍虎台的網民也說討厭南都和《XX週末》「虛偽的居高臨下的人文關懷風格」，但北晚有關文章「才是真正的扣帽子，典型的言論暴力」。很多網民認為《北京晚報》文峰此文並沒有打擊到長平與南都，反而讓自己與北晚成了語言暴力的典型代表。■

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長平

2008年4月3日 星期四

拉薩事件發生以後，小道消息迅速傳開，但是國內媒體照例噤聲。連續幾天，各家媒體上都只有西藏自治區負責人的簡短通報和談話。通報中，對於事件的描述只有一句：“近日，拉薩極少數人進行打、砸、搶、燒破壞活動。”相當於一個標題新聞。民眾從談話對達賴集團的嚴厲譴責中，已經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自然願聞其詳。依循過去的經驗，很多人通過境外媒體來獲取更多消息。此時，幾個揭露境外媒體虛假報導的帖子和視頻卻在網上流傳開來，很快就釀成了一場中國民眾憤怒聲討西方媒體的網路事件，出現了一些命名為“反CNN”、“反BBC”、“反美國之音”的網站。　　

根據線民搜集的材料，包括德國、美國、英國和印度在內的一些國家的媒體對拉薩事件的報導中出現了明顯的事實錯誤。從新聞職業規範來看，有些錯誤非常低級，甚至有刻意誤導的嫌疑。儘管有幾家媒體進行了道歉和更正，但是失實新聞造成的傷害既成事實，難以得到中國民眾的諒解。跟任何虛假新聞一樣，這個傷害首先指向媒體自身的公信力，一萬個真實也挽救不了一個謊言。在此事的後續報導中，在將來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國媒體同樣不能自由報導，而境外媒體又變得面目可疑，那麼真相從何處來呢？

一些揭露境外媒體虛假報導的線民宣稱，他們要用行動讓世人看到拉薩事件的真相。這個說法邏輯不通，因為他們的行動只能讓人看見西方媒體報導不實的這個真相。拉薩究竟發生了什麼？大多數中國人看到的只有政府在封鎖消息幾天之後統一發佈的新聞。對於任何來源單一的壟斷性新聞發佈，我不敢說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確認它是真的。事實上，境外媒體大多稱之為“中國政府精心編織的真相”。隨後政府組織外國記者赴藏採訪，他們的報導大多也沒有翻譯過來。由於聲討西方媒體熱浪當頭，即便翻譯過來也沒多少人相信。

憤怒仍在擴散。儘管“反CNN”網站聲明，“我們並不反對媒體本身，我們只反對某些媒體的不客觀報導；我們並不反對西方人民，但是我們反對偏見”，但事實並非總是如此，很多線民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甚至一開始就站在相反的方向：他們並不真的在乎新聞的客觀公正，而在乎媒體本身的立場；偏見未必是不能接受的，關鍵是看你偏向哪一邊。如果真的站在新聞價值的立場，那麼他們就不會僅僅揭露西方媒體的虛假報導，而且應該質疑中國政府對訊息源和國內媒體的雙重控制。毫無疑問，後者對新聞價值的傷害更甚於前者。正如已經發生的事實，對個體媒體虛假報導的矯正相對容易，幾個耐心細緻的中國線民就可以做到；對新聞控制的抗議面對的是國家權力，全世界都徒喚奈何。

一些中國民眾已經看到，虛假報導和偏見並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個開放的輿論環境，允許充分的揭示和討論，它們就有走向真相和公義的機會。這次線民對於境外媒體的成功反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最早發現問題並及時反應的，是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他們製作的揭發圖像在BBS上自由流傳，也在Youtube這樣的著名網站上火熱播放。假如這些網路媒體都受到限制，那麼揭發進程就會遇到很多困難。

這些虛假報導對新聞價值的最大傷害，在於讓很多人進一步放棄了對客觀公正的信賴，而選擇了狹隘民族主義立場。他們從中得出結論說，普世價值都是騙人的玩意兒，只有國家利益的你爭我奪。他們甚至以此為依據說，撒謊也是一種“國際慣例”，從而對自己身邊或者歷史上的謊言予以諒解。當然，一些人本來就是這樣想的，這次媒體事件讓他們又找到一個證據，從而去對別人宣講而已。

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中國人借此機會進行了更廣泛的討論和更深入的思考。他們發現，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源自一種居高臨下的文化優越感。那麼應該警惕的是，漢人在面對少數民族時，有沒有這樣一種由文化優越感而導致的偏見呢？西方人對中國的歪曲報導，源自不願意傾聽和瞭解，沉迷於薩義德說的那種東方主義想像，那麼我們對少數民族又如何呢？如果我們以民族主義為武器來反抗西方，那麼怎樣說服少數民族放棄民族主義，加入到主流的國家建設中來呢？達賴喇嘛要求政府對他重新評價，那麼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許媒體自由討論以進一步揭示真相？

投市長一票

一、

2000年，倫敦首次民選市長，贏的是獨立候選人，利文斯通。

當年貝理雅當紅，高呼第三條路，工黨變身中間路線。利文斯通自己是黨內左翼路線死硬派，別號Red Ken。工黨派人去選，但利文斯通不理，自己做獨立候選人。貝理雅叫人別投給他，因為「他會是倫敦的災難」。結果，憑著他N年前和戴卓爾夫人及保守黨周旋下，在倫敦市議會爭取大量市政權益的政績下，半爆冷地擊敗兩大黨的候選人當選。

他設立道路收費計劃的同時，設立oystercard即是八達通，並讓十八歲全日制學生搭巴士地鐵，成功改善了倫敦出名擠塞的交通。他又支持幾項改善市容的新建築，包括新的市長大樓，讓這些真正的地標，成為倫敦和英國在2000年因創意工業重生的標誌。結果2004年，連任之餘，工黨也讓他重新入黨。

反而，到了今時今日，他的落敗成為了工黨失勢的標誌。

二、

這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市長當年被認為是花瓶，因為只有不多的市政決定權。但大家都躍躍欲試，跑去投票。我也有。

「你有？原來你是英國居民！唔怪得啦！呢排咁多野講.....」

我只是一個留學生，住了還不夠一年。選票寄到宿舍。

我看著那張選票，呆掉。

如今看來，我後悔沒將它影印過膠。在個人層面，當年，我和民主黨鬥氣，沒在香港投過票。（見鬼，我區的區議員叫甘乃威。）。這是我的第一票。

更重要的是，我不過是一個過客，但這個城市也尊重我的意見。那代表了整個城市對外來人的尊重，對每個居民的意見的尊重。

那時候，我甚至有點氣憤：為甚麼我在香港還要做選民登記？如果投票是基本權利的話，選票不是應該寄到我的家嗎？為甚麼我不能選特首？為甚麼我的區議員甚至連舖橋築路的權利也沒有？為甚麼他只能管渠蓋街燈？

於是，我開始反思我的公民權利是甚麼。甚麼權利我應該有，甚麼權利我是真的沒有。也開始問：我們究竟怎樣對待不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怎樣對待新來港的香港人？

也所以，我從來不反對更多的留學生。這樣的示範，才是一個軟性的公民教育。

利文斯通被投下來，讓我也有點憂鬱。要是英鎊不貴，去倫敦一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