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極權時代的六四記憶————|
教會社關組今年大發熱心，要為青年人搞六四記念活動，有圖片展、祈禱會，又印特刊，邀請了我撰短文。我無意潑冷水，但心裡盤算著，對教會而言，這種活動多不會持久，所以勉強花時間完成，期望把握可能是唯一的機會，盡力向未曾認識和關心的青年朋友做一些較有血肉的反省，寫了約1500字，後來籌辦的朋友告訴我，因篇幅關係，文章要刪減，幾經周旋，正文被刪去約三分一，註釋全被刪去。我無意再強朋友所難，但表明會在網上發表全文。在這內地陰影籠罩、被認為是「黨人治港」的年代，本想更多思考港人主體的角度，可惜時間有限，只能稍稍回應「後極權」政治氣氛，重點不單是記念，更是行動。當下仍在工作夾縫中努力，為六月二日祈禱會的點點分享空間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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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真理中：成為見義忘利的人
李嘉文宣教師(香港堂)
與年輕人分享，最常聽到問題是：六四是怎麼一回事？為何要認識和記念？回應第一個問題，可以主動搜集資料；第二個問題是問意義，但最終是問我們本身：我們是誰？我們生命裡有所愛嗎？我們真正關心是甚麼？幾年前有記者問年輕人：認為六四是屠殺抑或維護國家穩定？所得回覆是，兩種看法都不過從自己利益出發：「大家都是平等的…老一輩希望我們瞭解，不代表我要一樣評價；年輕一輩只是旁觀者，不能強迫我有相同反應」。似乎，越來越多人相信這種「客觀理性」：不同人有不同觀點，用不著取捨判斷，潛台詞是「不關我事」。[1] 我無法代這些朋友回答意義問題，但仍想分享作為香港一份子的體會。
六四發生時我讀小六，只記得沒有卡通片看，電視播遊行、屠殺，大人看得沉重。後來有機會看美國人拍的紀錄片《天安門》，開始自己發掘意義。翻看資料，學潮由八九年四月開始，起初是悼念總書記胡耀邦，漸演變成對國家問題的申訴。學生要求與領導人對話，被家長式態度對待。然後學生宣佈絕食，當局以戒嚴回應。不少人被學生赤誠所感動，看見年青人願意無私地挺身而出，還受武力威脅，市民紛紛上街支援。本來政治冷感的港人也熱血起來，全城不分左中右，都團結為北京學運籌款，又登報聲援，更有兩次百萬人上街。[2] 當時不少人相信，若學運成功，中國民主化，大家就不用怕九七後要面對共產黨。於是，港人前途和中國民主被聯在一起。[3] 然而，六月四日的槍聲使我們驚醒，眼見政權瞪眼否定屠殺，並繼續搜捕異見者，把支持學運定性為反革命，想到不久要面對解放軍入城的現實，憤怒和失望漸變成恐懼與無奈。部份有條件的選擇移民，或投靠這政權；其餘為自保漸變得逆來順受，甚至漸認同政權的謊言：「如果沒有穩定，何來有今天經濟發展？」「我們國家好不容易熬到現在，要體諒國情艱難，容許共產黨慢慢進步，不要一步登天。」[4] 這些說法似是而非，不自覺背叛了廿三年前犧牲的戰友，更把扭曲傳給下一代。[5]
無論如何，六四的影響仍然存在。六四受害人家屬組織「天安門母親」仍在傷痛中向當局爭取對話、賠償，以及公開悼念摯親的卑微權利；當年被迫流亡海外的異見人士，不少客死異鄉；廿三年前控訴的腐敗，今天變本加厲，豆腐渣、毒奶粉和無理拆遷持續。六四後中國的政治氣氛，與早年東歐相近，共產黨不再期望民眾信仰其思想，反而以物質生活和政治謊言控制社會，鼓勵犬儒或虛無心態。[6] 活在謊言中的人，毋須真心相信國家說法，但要裝作篤信不疑，令每個人都參與壓制他的環境。正如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所說，謊言生活帶來自我認同危機，令人對更高事物失去興趣，令社會人心扭曲、見利忘義。所以他提倡「活在真理中」，不單尋求政治解放，更回歸人性基本。[7]
因此，我們記念六四，不是懷舊，而是出於人性與道義。親歷六四的人，有責任忠誠地傳遞歷史，不單說明事件發生，更傳遞意義和反省。對不同年代港人來說，記念六四有如一面鏡，反映我們公民質素：我們是否願意向歷史學習，成為負責任的道德人？這不由政權或利益決定，甚至不是一國兩制下最高行為標準，而僅是為了最起碼的人性尊嚴和社會正義。[8] 在經濟發展至上，一片融合與接軌氣氛裡，六四對今天教會的挑戰是：能否活在真理中，拒絕謊言和特權，勇敢向中共說不，向小圈子、功能組別和種種扭曲說不，成為良知的聲音？從八九到零三，從六四到七一，港人正步履蹣跚地走出殖民心態，學習成為公民。不一定要「捨生取義」，但當更多人願意多走一步、「見義忘利」，我們就不怕沒有將來。因為再高的經濟增長，都不及一個體現正義的社會，讓我們可以抬起頭生活，真正以自己所處的地方為榮。[9]
註釋：
- 梁文道：〈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原載《明報》2009年6月4日及5日。下載自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441。
- 香港教會亦異常熱烈：「五月廿五日，有三百多教牧人員在循道衛理香港堂齊集祈禱後，前往新華社遞交聲明…五月廿六日，突破機構與學生福音團契在維園舉行『中港青年一條心』的聚會。原準備數千人參加的聚會，竟招來超過二十萬人。若不是地方不足，通過電台呼籲青年停止來臨，人數可能還不止這個數目。」陳佐才：〈香港教會與北京民主運動：回應及影響〉，載黃碧雲編：《國難‧民運‧信仰反思》(香港：基督徒學會，1990)，59-64。
- 某程度言，六四也是殖民統治下港人國族意識的覺醒，不少人自發高舉「血濃於水」口號，高唱《我是中國人》，表明剛獲得「新」身分，都不是北京學生所關注的內容。參梁文道：〈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 評論者陳雲分析，中共長期宣傳國家處過渡狀態，要人民顧全大局，諒解其殘暴行為，容忍人權和自由被剝奪，是爭取穩定建設黨國。陳雲指，有些進步要資源，如醫療和福利，要慢慢來。有些進步不涉資源，反而可節省資源，如逮捕異見人士。中共一味叫人進步，其實是叫人忘記過去政府罪過。氏著：《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2011)，40-41。
- 研究發現，不少中史教科書刻意避開描繪六四經過、責任和相關人物，事件被寫成影響有限的普遍事件。教科書對國家黑暗面輕輕帶過，對正面成就詳加講述，對領導人全盤肯定，反映本土教育為政治服務的趨勢。參黃偉國：〈香港的中國歷史科教科書裡的「六四事件」介乎曖昧與避諱之間？〉載鄭宇碩、羅金義編：《那夜無星：八九民運二十年顧後瞻前》(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9) ，241-256。資深新聞工作者程翔更指出，1992年中共曾發出內部文件，分析蘇東共產政權瓦解後，共產主義面臨根本的質疑，提出用民族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又以儒家思想取代社會主義。如今看來，共產黨確按這理念培養愛黨的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氏著：〈八九民運在世界史及中國史上的影響與意義〉，載《思》第114期(2009年6月)：4。有關當下國民教育的限制和機會，更全面討論可參梁恩榮、阮衛華：《公民教育：香港再造！迎向新世代公民社會》(香港：印象文字；基督徒學會，2011)。
- 葉蔭聰：〈尋回實踐勇氣〉，原載《明報》2010年8月2日，下載自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7870。另參劉曉波描述六四後中國社會面貌：「沒有信仰、言行背離、心口不一。人們(包括高官和黨員)不再相信官方主旋律，以利益效忠代替了信念忠誠，私下裏的罵娘、抱怨、調侃…但在公開場合…絕大多數人仍要用『人民日報』的腔調來歌功頌德」氏著：〈後極權時代的精神景觀〉，載劉霞、胡平、廖天琪編：《劉曉波文集》(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0)，17。
- 哈維爾：〈無權者的權力：紀念揚．帕托切克〉，載崔衛平等譯：《哈維爾文集》(內部交流本，2003)。
- 正如劉曉波所言：「消除苦難的有效方法，就是完整地記憶和反思苦難，而拒絕官方灌輸和個人說謊，則是保存記憶和進行反思的基本倫理前提…祗有記住這些受難者，不參與強制遺忘的人血饅頭盛宴，才會有生存的意義和做人的尊嚴可言，才能承擔起人之為人的責任—個人責任沒有替代品。」氏著：〈用真話顛覆謊言制度〉，載《劉曉波文集》，238。
- 參陳雲：〈是屠殺，不是六四：史統之興亡與人間正義〉，載《民主戲一場：香港文化與現實政治》(香港：花千樹，2007)，67-69。論及國家存在的理由，以及人民對正義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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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港人六四回憶的詮釋，始於去年預備的這材料：
《535雙城記》
1/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V7AZHvRwo4
2/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Ck1O-wx_hM
另參〈我的六四電影節(II)：535雙城記〉
http://kleeworkshop.xanga.com/749217952/
〈我的六四電影節〉
http://kleeworkshop.xanga.com/703689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