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大律師「僧多案少」，與近年年輕大狀數目升有關，而生意最受影響的，亦是這班經驗淺、競爭大的初生之犢。4個年資少於10年的大律師，有人慶幸能當上幸運兒，生意穩定；亦有人要 面對殘酷現實，無案可辦每日流連圖書館；更有人無法應付經濟壓力，被迫轉行，放棄多年理想。

無案幾個月 流連圖書館

大律師A（曾受僱政府部門，約1年前私人執業）

「有時候去茶餐廳食早餐，坐久了，見到身邊只剩下不用上班的『師奶』。行出街，看見街上都是不用上班的人，就會問自己﹕我還是壯年，為何會弄成這樣？真係搞笑。」

大概1年前，A眼見政府工作難有前景，決定投身私人市場，但卻換來最難捱的8個月，「最差的時間，是一單（案）都無」，月尾的租金及秘書酬勞，就要靠積蓄。無案幾個月，A直言情緒很受影響，不願留在辦公室看其他大律師忙碌，寧願到高院或大學的圖書館流連，「會看法律書或者新判辭，但總不能所有時間都是法律，其餘時間就看歷史書、社會學書」。

到裁判法院做當值律師（Duty Lawyer），半日酬勞有2700多元，是大律師較穩定的收入來源，但大律師人數太多，不少人又可「打尖」，年資淺的大律師分分鐘要等幾個月才有機會掙這筆公家錢，「我上次做Duty Lawyer是2006年4月，直至今個月才有第2次，足足等了9個月」。

不甘心轉當律師

好的時候月賺4、5萬，壞的時候完全無收入，又要負擔每個月近萬元的開支，A亦曾想過放棄志願，轉當律師，「但就是不甘心?我不是表現差的大律師，只是未有機會」。但他承認要發展有困難，打算觀察多3、4年，再決定是否轉行。

明報記者

【明報專訊】回歸後，本地大律師的數目翻了一番，由500多人變成現在的近千人。然而，作為大律師主要收入來源，本港民事訴訟卻逐年減少，以高等法院的一般民事訴訟（High Court Action）為例， 數目便由2000年的逾1萬宗，下降至2005年的2600多宗。新任大律師公會主席袁國強表示，行內僧多粥少問題嚴重，亦難以解決，只能盡量為業界開拓新服務。他亦坦承，會員質素參差不齊，大律師公會正研究要求新入行的大狀須通過新增考試，才能正式執業。

「可能很多人有個錯覺，以為法律界『好搵』，所以近年很多人入行，或者轉行（做律師）。」資深大律師袁國強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跟80年代比較，近年進身大律師行列的人數非常多，每年平均有近70人註冊，但流失率亦高（見表），「相比我87年執業時，每年只有12、13人做大律師」。

法律生升 「差亦多」

袁表示，大律師人數升與法律系畢業生人數增加有關，「好叻仍然有，差亦多」。他表示，有法官及業內人士曾向公會投訴新進大律師水平不足，「有法官投訴，有些會員英文不太好」。除了英文，新人的其他表現如法律基礎、分析能力、實際處理案件的能力等，都是業界相當關心的問題 ，「曾經在法庭上遇過一個年輕大律師，在法官面前拿紙讀﹕the partitioner wants so many days?『so many days』應是放在括號裏面的，他要代入實際日數，但他卻照樣將括號內的讀了出來」。

袁國強﹕請不要叫作基準試

袁國強透露，公會執委會正研究仿效英國、澳洲(相關新聞 - 網站)新南威爾斯及南非，要求所有見習大狀須先通過考試，才能正式執業，「但請不要叫作『基準試』，以免其他人有不好的聯想」。袁國強雖不願稱考試為「基準試」，但英文表現亦會是其中一個評核項目。

「計劃中主要是評核實務性的東西，例如寫撰訟書、誓章，訟辯技巧等。」他說，相信法律學院及部分業界人士未必同意建議，但他解釋，目前大學的法律專業證書（PCLL）主要集中具體法律傳授，實際應用的環節不足，有需要加強考核。

大律師人數多，質素良莠不齊，是業界的「內在」問題，然而「外在」因素亦影響行業生計。根據司法機構提供數字，近年高院及區院的民事訴訟均持續減少（見圖）。區院的司法管轄權在2003年擴充，可以處理的訴訟金額由60萬元提高至100萬元，令高院的案件數目下降，但區院的訴訟數字又無上升。

袁國強表示，金融風暴後，不少人被追卡數及申請破產，2000至2003年的案件數目高企，可能與此有關，但實際上近年官司是少了，客戶「打官司小心」、「無生意，不單止是大律師的生計問題，對整個行業的發展都是一個大問題」。

研究發展調解服務增出路

袁解釋，大律師要不斷接案累積經驗，一定要打案才能提升質素，故大狀無案可打，長遠對公眾亦有影響。為協助會員解決生計問題，公會會跟司法機構、律政司共同研究發展調解服務，為在職會員提供培訓，協助他們開拓新服務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