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吾﹕貧窮不是問題 失去希望才是
【明報專訊】為什麼要讀社會科學？讀了你就知。 比方說，為什麼網上對某一個藝人採訪香港貧戶的電視節目有那麼多批評？文化人、知識分子、網上博客萬劍齊飛，搞得陳志雲先生的背像塔羅牌上「十劍牌」，有說是電視台消費貧窮，有說是沒有把「貧窮」好好定義，有說他們只是說了「貧窮會好慘，full stop」。最核心的問題，是貧窮「如果」是一個問題，那解決方法也決不是靠一兩個政客說「你有事來找我」就會解決。而是，那是一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問題。 貧窮最大問題﹕沒有生活的希望 這時候，應該找找日本學者。不少人聽過香港跟日本也有「下流化」的現象，可是我相信不少人也沒有讀過《下流社會》的日語原典。我曾跟《下流社會》作者三浦展喝茶，他直言書中的概念不是他原創，而是來自東京學藝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山田昌弘的《希望格差社會》。順藤摸瓜，再找到山田昌弘老師，他說：「貧窮最大的問題，是社會給他們一個『問題意識』，和他們沒有『生活的希望』。」 大家都知道社會不會因為一百萬人或一個節目改變。如要分析今日香港的所謂「貧窮問題」，山田昌弘繼《希望格差社會》後寫的《新平等社會》，就嘗試為今天的「貧窮問題」提供解決方法。 首先，《希》一書提出的，是日本人固有相信「讀書可以令自己環境有改善」這句話，已經崩壞——大學畢業也失業，什麼工作也是合約制(連最應該安定的政府工也是)，工作能力不代表什麼，低學歷人士的根本沒有「進步的空間」(如今天做「跟車」，可能30年後也是做同樣的工作，沒有改變)。人在沒有安定的情下，有很多連帶的問題。如新生代考慮結婚，也不會考慮生育——因為養不起來。或從另一角度看，為什麼新移民偏向較多子女？社會學說，人如果在社會流動上出現窒礙，會傾向把希望轉向下一代——以結婚生育去肯定自己的個人身分價值(self-identity)，可是生出來，不會教也沒時間教，結果你可以看看劉國昌導演《圍城》——你可以說他是「媒體建構現實」的例子，也可以說導演消費天水圍，不過當一個社區，如大埔、如上水，也有很多在屋村空地百無聊賴的孩子，青少年犯罪、風化案，相對港島區，的確高一點。 山田昌弘說，貧窮如果是過渡階段，人是會咬實牙關去接受的。正如那些戰後嬰兒經常念茲在茲的說他們「以前冇咁好環境我都係咁捱，係你班後生唔捱得之嘛」。可是，戰後嬰兒們總不知道(或拒絕承認 )，下一二代有不少人已經看穿，他們的天空有一塊厚厚的天花，根本就衝不過。山田昌弘的分析，就把「改變現有生活質素」這個希望，連同其他社會現象，如格差擴大(香港的「跨代貧窮」)、貧富懸殊加劇、遲婚不婚、市場原理主義下的不安職場建構、低收入定型等等的情。 一個問題影響社會多個層面 讀社會科學的人，大多跟大部分的領導人不同：大部分香港、甚至中國的領導人，也是理工出身——理科的重點，是希望有單一答案，以數字為大，以證據為先。這是好事，因為制度需要很多認為世界有「單一正確答案」的人，才會成功運作的。可是，社會科學的基本概念，就是一個問題出現，不會只得一個原因。甚至是，你認為你看見一個問題，其實背後是有3000個原因一齊發功，問題才會出現，因此，一個問題影響的，會是社會多個層面。 比方說，你看見「講貧窮節目」，如果你對社會科學有一點認識，你可以先問是媒體建構現實，是煽情語言學(陳氏獨家旁白)，抑或是現代市場經濟主導下必然的產物？而影響也會是多個層面：社會福利政策、媒體反應(商台設立社會企業)、新商品研究(日清研究100日圓左右的廉價杯麵)等等。然而，如果你想進一步尋找答案，又應該如何做？那就得問問山田昌弘的《新平等社會》是什麼了？ | 
